劉基（1311~1375），字伯溫，是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其著收入《誠意伯劉先生文集》《太師劉文成公集》等多種版本，存世文集煌煌二十卷、30多萬字。相比存世文集內容，劉基存世墨跡較為罕見，其中上海博物館藏劉基《行書春興八首詩卷》、遼寧博物館藏劉基《跋趙孟頫飲馬圖》內容也收錄在文集當中，但在編排方式、個別字詞上存在差異，這兩件也是較為常見的劉基可信墨跡。筆者并非書畫專業人士，僅是興趣愛好，現摘選部分近年收集資源略加評說，不當之處，望方家教正。

    一、常見署名劉伯溫的存疑墨跡

    近年收集劉基遺墨，發現網絡流傳的劉基墨跡存疑的多、可靠的少，甚至一些專業機構所藏的劉基題跋等書法作品也是疑點重重。我一一列舉如下，供各位專家看客參考。

    1、《手執斑竹》草書軸。

    該書軸落款為“青田伯溫劉基書”，尺寸大小、藏于何處均不詳，周群先生所著的《劉基評傳》載有該書軸圖片。其內容與明晚期陳繼儒所作《春日山居睡起即事》相同（如上圖，載《陳眉公集》卷四）。陳繼儒（1558~1639），字仲醇，號眉公、麋公，松江府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兩人相差240余歲，疑點頗大。

 

    2、“畫人胸次”草書題跋。該題跋出自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署名為王振鵬的畫作《龍池競渡圖》，清宮舊藏，內容為“畫人胸次見忠貞，意氣規模一味清。想象當時同樂日，披圖似有舊歡聲。青田劉基題”。該畫有王振鵬題記，除署名劉基的題跋外，另有袁桷題跋，僅此三人題，著錄可見于《石渠寶笈》卷三十三。上述詩未載《劉基集》。

    但是該詩在書畫著錄著作清代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吳升《大觀錄》中也有記載，但題詩落款為“集賢大學士陳灝（顥）敬題”^[]，陳灝為元代集賢大學士（1264~1339）。兩書均記錄作者目見耳聞的書畫款識、題跋內容，兼記作品尺寸、質地、遞藏，條理秩然，至今仍是古書畫研習者參閱和引征的重要書目，而且作者均是鑒藏名家，其著錄內容較為可信。卞永譽（1645~1712），字令之，蓋州（今遼寧蓋平）人，歷任浙江布政使、福建巡撫、刑部尚書等職。博學好古，家富藏書籍、碑帖、書畫，精于鑒賞。吳升（生卒年不詳），字子敏，吳縣（江蘇蘇州）人，自幼雅好古物，尤精于鑒賞書畫，所著《大觀錄》二十卷，詳盡描述畫面并加以評論，有宋犖、翁方綱作序，該書第十一卷至二十卷著錄自東晉至明代的名畫。

 

    卞永譽記載的《王朋梅金明池圖并題卷》，小字注“一名《龍舟奪標圖》”，著錄該圖后有李源道、袁桷、鄧文原、柳貫、趙巖、王毅、吳全節、張珪、王約、馮子振、陳灝、陳庭實、李泂、杜禧、趙世延等十五位元人跋語。吳升記載的《王孤云龍舟圖卷》為淺設色畫卷，“楹桷柱栱窗扉設淺青綠色配赧色”“姬人紅衫”，與卞氏記載相較，少了李源道、袁桷、鄧文原、柳貫等四位元人題跋，其余內容相同。而上述《龍舟競渡圖》卷后題跋雖然只有三人，但內容與卞永譽、吳升記載相符，“畫人胸次”詩署在劉基名下。

    今存世歸于王振鵬名下的“龍舟圖”有不下七八本之多，這一系列“多胞胎”畫作或許是批量產物。鑒賞大家徐邦達鑒定多件該題材畫卷，認為畫與跋大多偽作，只有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龍舟圖》可能是“至大本”真跡。從卞、吳二人的記載來看，《龍池競渡圖卷》署名劉基的題跋和《手執斑竹》草書軸是類似情況。

 

 

    3、“惟天之道好謙惡盈”書軸。落款“洪武甲寅五月廿日，伯溫劉基書”，高72厘米、寬29厘米，該軸是拍賣會上出現的拍品。從形制來看，元末明初留存墨跡除了大字榜書匾額、摩崖碑刻以外，均為橫向手卷形式且高度不超過45厘米，立軸書作與時俗似不相符。疑問頗大。該軸其實是臨摹品，原件為明初書家沈度（1357~1434）的《楷書謙益齋銘頁》。

 

    4、《跋冷謙白岳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三件冷謙《白岳圖》（清宮舊藏兩件、張大千捐贈一件），近年國內拍賣會上也有出現多件經名家遞藏的《白岳圖》。這些署名冷謙《白岳圖》的“多胞胎”畫作上署有劉基題詩一首，該未見于劉基存世文集。其中最著名的一件著錄于《石渠寶笈》卷十七，臺北故宮編《故宮書畫圖錄》編號“成一九五-9”，收藏鑒定家王季遷認為該圖可能為真且評價為“上上神品”，徐邦達先生鑒定語記錄為“疑偽”。這些署名冷謙《白岳圖》的“多胞胎”畫作上有劉基題詩一首，但書寫水平低下，同樣存疑。

 

    二、可供對照的碑刻拓片

    一般來說勒石上碑的碑記、墓志銘、神道碑（庶人則是墓表）筆跡相對可靠，其出發點是將文字內容公之于眾或者深藏墓穴，造假的經濟價值并不高，刻碑者沒有作偽的必要，來歷明確的拓本可以作為劉基墨跡重要參照物。民國時期，仍有劉基書碑原石存世，如云和龍門《湯濱墓志銘》、溫州城區平水王廟《仁濟廟碑記》均是劉基筆跡，南田鄉賢劉耀東藏有拓片，可見于《疚庼日記》記載，如今原石及拓片均已失傳。

    近年筆者收集劉基遺墨，發現的劉基書碑存世拓片有《慧曇衣塔銘》（也稱《慧曇塔銘》）、《陶德生墓表》，均可作為劉基墨跡形態的參考。其中《慧曇塔銘》為章鈺（1864～1937）舊藏，現藏于國家圖書館，章鈺曾任京師圖書館編修章，與時任圖書館館長梁啟超同為金石拓本收藏大家，章氏跋語有“宋濂文、劉基書�！�^[]

 

    《陶德生墓表》現存多件拓本，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兩件、臨海博物藏有兩件，臺北中研院史語所藏有一件，前不久文成博物館舉辦“天地為心——劉伯溫文化展”，其中就有臨海博物的復制品，但尺寸略有縮小。

    三、較可靠的劉伯溫傳世書法作品

    筆者認為“較為可靠”的作品還要符合幾個原則：一是各博物館所藏一般按館藏介紹默認真偽，但發現疑點、找到矛盾的排除在外。二是遞藏有序也可默認為真，但一件作品中間收藏者無著錄、沒鈐印都是常態，因此是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三是題跋和本幅之間的真假相關性并不強，明清以來古書畫造假盛行，其中一種手法便是進行拆配，將原件拆分組成，成為真假摻雜的多件，某一部分的真假可是增加了另一部分的疑慮。以下均是筆者認為“較為可靠”的劉基墨跡，在此略作介紹。

 

劉基《春興八首詩卷》，上海博物館藏

    1、劉基行書《春興八首詩卷》。該卷縱34.2厘米、橫76厘米，紙本，后有清晚期王禮治、釋達受鑒藏印，現藏于上海博物館。詩作均收于劉基存世集中，個別文字略有出入，似作者在收入文集前審定修改。但在文集中，第六首“近時（聞）丹詔出天闈”拆下單列，其余為《春興七首》。1980年，由書畫碑帖收藏大家孫伯淵捐贈上海博物館。孫伯淵(1898～1984)，是民國時期上海著名書畫商人，他與鑒定家吳湖帆比鄰而居，創立“石湖草堂”，徐邦達、張蔥玉、張大千等鑒藏名家均是往來�？�。

 

劉基《跋法藏尺牘》，來源:作者所藏民國珂羅版（經拼接補缺）

    2、劉基《跋法藏尺牘》。原帖尺寸不詳，主帖為唐代華嚴宗三祖法藏（643~712）所書，后有元明劉基、高明、黃溍、宇文公諒等十多位元明人跋，曾由清成親王永瑆、孔廣陶、吳榮光等名家遞藏，民國歸有正書局創辦人荻平子（1873~1941）所有，后經臺灣流入日本，今存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梢娪�1922年上海有正書局珂羅版印本（劉基題跋遺漏兩行）、1941年日本興文社《文賦、與義想法師手書》以及日本1956年《書品》第62期，其中《書品》雜志中已有日本人坂本信男、西川寧進行深入考證。另有東京書道博物館藏仿品曾在2019年東京顏真卿大展中展出，但無劉基等人題跋。從該卷劉基等人題跋可知，此卷主帖為法藏致朝鮮高僧義湘的書信，但信札最終又回到中國，該信札曾為寶林寺別峰和尚所藏，別峰即釋大同法師，在劉基文集中可見多件酬唱詩作。卷后題跋中，劉基舊友瑞安人高明（1305~？）的題跋，其內容已補錄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高則誠集》中。劉基該跋文未見于文集，來日重編時，或可作為佚文收錄。

    3、劉基《跋飲馬圖卷》。見于遼寧博物館藏趙孟頫《飲馬圖》，劉基題跋高約28厘米，寬約64厘米。該卷傳為趙孟頫為釋元泰所繪，不久轉贈釋大同，后傳至釋道初，明永樂為山陰李彥政收藏，明末由李肇亨收藏并重新裝裱。清初由康熙近臣、學者高士奇80兩購得，不知白銀還是黃金。后入清內府，末代皇帝溥儀遜位前以賞賜溥杰的名義連該卷同其他書畫運往長春偽宮。二戰勝利后，溥儀攜逃至吉林臨江被抓獲，交由東北文物管委會保管，后歸東北博物館（今遼寧省博物館）收藏^[]。卷后有宋濂、柯九思、丁復、唐珙、劉基、危素等元明人題跋。劉基跋文收于文集中，名為《寶林同講師渴馬圖歌》， 其中“棄其國人仇敵是與”文集中為“喪厥元戎殄師旅”。

    該卷曾遭拆配，但其后跋語為真，如徐邦達先生對該卷評語“按此圖筆滯且弱，與趙氏真跡的古穆渾厚不同，款字也不自然，必是舊人臨摹。圖后宋濂的小楷書題面目亦異，都非真跡。后另紙二十二元人詩跋則盡真，此是前人將真圖拆去，易以摹本，其作偽時代約在明中期。高士奇只看題跋，不看畫，凡跋真而佳的，就連本圖一概以真跡目之�！�

附記：

    筆者收集劉基遺墨，緣起于2015年夏，廣州書友柳兄為筆者淘得一件劉基《跋飲中八仙歌》拓片，該拓片出自曲阜孔府《玉虹鑒真帖》。近年搜尋其他劉基遺墨，發現仍有量零散著錄，來日詳加考訂，留作線索以便尋找原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