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與周必大

　　在南宋王朝時代，益國公周必大是一代名相，無人可比，在這位名相身上，也深深烙印著河洛文化的印記。八百年前，周必大和他踐行的必大文化，也再度使河洛文化和良渚文化進行了融合。

　　河洛地區是指黃河和洛河共同流經的地方：西起陜西潼關、華陰，東經鄭州延至開封，南止汝州、禹州，北到濟源、晉南，有的學者認為還應包括山西南的運城。河洛地區形成的文化世稱河洛文化，河洛文化圈基本涵蓋河南省全境和山西省南部及秦之東沿。河洛文化包括仰韶文化（前5000到3000年）、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以及禮樂文化、儒家學說、道家學說、佛家學說、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從中華民族五千年之歷史看，河洛文化是民族的血脈之根，是中華文化源流的主流。

　　華夏民族地大物博，文化多元。除了河洛文化外，位于浙江余杭的良渚（前約5300一4300年），五千年前已存在“地域國家”形態，良渚古國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良渚文化是史前中國南方的主流文化。

　　中國遠古時期，以黃帝為代表的北方部落“禽殺蚩尤”代表的南方部落后，蚩尤部落的擴張政策遭到戰敗，良渚文明最終走向衰落，被中原文明所取代。但后來的江浙文化（良渚文化），由于處在海陸地區，仍然是活力旺盛的文化，現今被國家定為“共同富裕示范區”就是最好的說明�！傲间尽蔽拿饕�領著中華民族的發展方向，開啟了中華文明發展的新紀元�！�

　　《周必大傳》（《宋史》）寫到：“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鄭州城管人�！闭f明周必大的根在鄭州，于河洛地區�！洞笏蚊�相周必大》說：必大的祖父周詵，于北宋元符的庚辰年間（公元1100年）及第進士。先是被北宋朝廷任命為山西忻州法曹侍（執掌刑法），后于公元1115年擔任陜西洛交縣（今富縣）縣令，到宣和末年（公元1125年）又被任命為江西廬陵郡的通判。周詵從鄭州到山西、陜西，公元1125年，攜帶全家赴任江西，定居廬陵。北宋被金朝滅亡（公元1127年）前夕，周必大問世（公元1126年），24年后（公元1151年）及第進士，當年就被授予徽州戶曹，成為南宋官員。

　　北宋亡，國家南遷，加上金（元）南侵不斷，大批宋人落戶江浙，有的扎根嶺南，這就使得河洛文化伴隨中原人群南移而移，這個時期產生的必大文化就成為新的江浙文化。由于南宋是北宋的延續，政治、經濟、文化仍保持未變，所以，必大文化中嵌鑲著祖上的其因，支撐思想體系的仍是儒學和后來的二程理學，蘊含著濃厚的河洛文化，并成為江浙文化和河洛文化的融創者，這可從兩方面見證。

　　唐后世亂，五代“后周”禁軍統帥趙匡胤發動“陳橋”驛變，廢周立宋。建立宋朝后，他害怕再現“陳橋兵變”，就“杯酒釋兵權”，實行“崇文抑武”的國策，使北宋文化鼎盛、經濟發達，擁現出了著名的大儒、理學鼻祖周敦頤，而后其學子程頤、程顥把其學說發展推向高峰。南宋時代，朱熹承襲河洛之學，并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是著名的理學家，哲學、思想、教育家和詩人。

　　朱熹（公元1130一1200年）和周必大（公元1126一1204）是同時代人，又是世交（周必大之父周利健和朱熹之父朱崧同為北宋政和八年進士），都是南宋王朝的官員，兩人書信往來達28年，一直保持著較深厚的關系，所以，周必大的儒學思想也被理學所統。如：周必大執政理念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朱熹則在此基礎上又加上“正心術、講誠心”的理學理念，反復強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睂χ鼙卮髤⒄�治頗有影響。而后，面對金元南侵，周必大和朱熹都力主抗金。兩人在往來的通信中都體貼百姓，關注民生，朱熹云：“今歲干旱，其勢甚廣�！敝鼙卮蠡兀骸办淝叭账�陳，應天恤民之目，皆今日之急務�！薄扒耙言嚮钊酥�手于千里，今又擴而充之，及于列域，斯民幸甚�！备嬖V朱熹賑濟之事。兩人在治國方針方面，不但傳承了儒學，在江浙之地又增添了“誠意、正心”之理念，推動了二程理學的發展。

　　再是，“慶元黨禁”，也稱“偽學逆黨”之禁。南宋寧宗（趙擴）時期，朝廷高層兩派爭斗，朱熹為首的程理學派被稱為“道學”，首先受到攻擊。后又斥“道學”為“偽學”，擴大打擊范圍，“永嘉學派”和陸九淵“心學”都受到牽連。寧宗下召，訂立“偽學”黨籍，周必大也被列入“偽學黨魁”，《宋史周必大》寫到：“自元慶以后，（韓）侂胄之流立偽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周必大）與趙汝愚、留正實指為罪首�！睉c元黨禁從寧宗元年（公元1195），一直持續6年之久，周必大和程理學派共沉浮。

　　二程理學（道學）到南宋孝宗時影響遍及江浙，學術爭鳴，紛成學派。影響力大的首為朱熹理學，次為永嘉之學和陸九淵的“心學”，可謂三足鼎立。在慶元黨禁中，這些程理學系都受到了打擊，周必大因在朝廷高層支持這些學派，也被列為其“頭領”。從六年的“慶元黨禁”中可以看到：周必大支持朱熹側重探討宇宙自然的“所以然”理學，并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念治國。認同陸九淵重于人生倫理、偏重“尊德性”的人性修養之“心學”，他并以此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在“本心”的摧動下，“立志”為國為民服務。他還特別重視周行已（字恭叔）、袁道潔（程頤弟子）為首的、提倡“事功之學”的永嘉功利學派，其因并不是僅僅因為在“慶元黨禁”之黨籍五十九人名單中該派占四十人之多，或是他和周行已有冥冥之源，而是因為他認可永嘉學派集大成者、哲學家葉適的道存于事物本身（“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的見解。該派從當地實際出發，不虛空談，主張農商一體、發展經濟、富國強兵、抵御外侮，他認為這是改變南宋江河日下的必由之路。即使八百年后的今天，周必大的認知也不落伍。這說明已到晚年的周必大已成為成熟的政治家。他從多年的治理社會中看到了這些各具特色的程理學派對推動南宋發展的作用，因而也不遺余力地利用政治的高位盡力把它們融合，并在受打壓之時全力支持，這說明了周必大已熟知生活工作的江浙之地，參于和推動了江浙文化的發展，并把產生于河洛之地的儒家創新的理學和冮浙文化有機的結合于一體，用于社會的管理和發展。

　　“慶元黨禁”之爭，實際是南宋高層就當時的社會發展而進行的路線之爭，是以什么樣的文化思維治理社會之爭。儒學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中一直起著支撐和主導作用，宋朝出現的周敦頤和二程的理學思想，融合了儒、釋、道，發展了儒學，本應有利于宋朝特別是處在危機中的南宋的治理，但是短視的皇帝及其官僚們沒有看到，而且于寧宗慶元之始打壓，時長六年，這加速了南宋的衰亡，也是清醒的周必大痛心和無奈的。但正是“慶元黨禁”凸顯了周必大的遠見、胸懷和成熟的文化，也彰顯了河洛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又一次融合。

　　體現在周必大身上的河洛文化還表現在周必大的忠孝之中。忠孝，即忠于國家、孝敬父母。家國緊密相聯，強化了個體對國家盡忠、盡責的認知。忠孝之核心乃“誠”，無誠難有忠孝。

　　周必大畢生服務南宋四十余載，沉浮上下，仍一心為國，最終官高至皇帝之下、百官之上的“左丞相”。南宋初年，高宗趙構讀了他的策文說：“是個負責起草詔書的人才（掌制手）�！彼涡⒆谡f他是“真匠手（見《大宋名相周必大序》）�！彼螌幾谫澦�：“此四朝宗臣也，道德文章為世師表�！辟n其謚號“文忠”，并親書“忠文耆德之碑�！币苍�任過丞相的樓鑰在為其撰寫的《神道碑》中說道：“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宰相凡十有五人，明良會遇，可謂盛矣，求其相為始終全德全福，未有如益國周文忠公者！”可見周必大誠于民族國家的忠孝之心。

　　“誠”，是任何一個忠良之士必備的思想，在河洛文化中也是主脈。遠自西周王朝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周公姬旦，他是周文王思想的繼承者，和兄周武王打下天下后，兄卒侄少，他輔佐成王平定叛亂，建立東京“洛邑”，“制禮作樂”，最后把政權還于成王。西周建立，攝政的周公立下了汗馬功勞，當時周公憑自己的權力完全可以篡位成王，但他沒有，而是以誠處事，真誠為國，做了個賢明的宰相，其忠孝之心和“敬德”“保民”為后世立了榜樣，后來成為儒家的先祖。

　　再看北宋的周敦頤，他一生為官不高，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忠誠為國，誠信為民，人品揚天下。北宋著名文學家蘇軾稱贊他具有“全德”。他做為古代杰出的哲學家，把“誠”作為理論的核心，說：“誠者，圣人之本�！崩^承了《中庸》的“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人之道也�！薄罢\首，物之如終，不誠無物�！彼�把“誠”看作人性的“純粹至善”，在《通知》中說：”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笔侨诵缘母�本。他無欲、求靜、求誠的道德修養，成為程顥、程頤理學之源，他也被稱為理學鼻祖。

　　“誠”，延至南宋，周必大是最有力的代表，他用忠朝孝民的誠心鑄造了自己的文化，把河洛文化和江浙文化有機的融合，也使自己價值人生，成為南宋一代名相�？梢韵嘈�，伴隨改革的深入，文化的挖掘和整合，必大文化將從靜待走向輝煌，為江浙未來的發展注入活力。